11月16日上午，西南大学“大国三农”读书会2025年秋季第二期在我院106会议室顺利举行。本次读书会聚焦温铁军教授《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第二章——“中国工业化初期的三次危机及其‘软着陆’”，与会师生围绕“工业化前期三次危机”、“外资外债背景”、“城乡二元结构”、“农村承载能力”与“三线建设”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入交流与研讨。我院副院长潘家恩教授指导本次读书会。

在小组领读环节，第二组四位同学对第二章内容进行系统梳理与解读。李金秋同学首先阐述全章分析框架——“成本转嫁论”，指出在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阶段，高度组织化的农村集体（如人民公社）作为载体，承接了城市工业危机产生的巨大成本，其制度基础正是城乡二元结构。她结合建国初期的经济困局与苏联援助的“双轮驱动”，分析了国家资本主义体制的形成与城乡二元结构的固化过程。

黄明月同学重点分析第一次危机（1958-1960），指出在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撤资的背景下，国家通过劳动力资本化与地方工业建设维持高积累，其代价是“三年困难时期”的显现，最终通过上山下乡实现危机向农村的“软着陆”。赵天鑫同学则解读了第二次危机（1968-1970）的核心应对策略——“三线建设”，阐述了这一基于国防安全需求的战略调整在改变工业布局、奠定西部基础方面的积极意义，同时也分析了其投资巨大、效益偏低等代价，并指出危机再次通过大规模上山下乡得以化解。卢佳琦同学最后梳理了1970年代以外资引进（四三方案、八二方案）为特征的第三次危机，强调了农村集体所有制在承接约4000万知青、化解城市就业压力中发挥的关键性“稳定器”作用。

在互动环节中，潘家恩教授引导同学们跳出文本，将《八次危机》中的“成本转嫁”理论置于当代城乡关系深刻变革的背景下进行审视，现场讨论热烈，观点交锋不断。

针对“成本转嫁论在今日是否依然有效”的问题，姚博同学指出，转嫁形式已发生变化，体现为国际层面的产业“梯度转移”与国内层面的“被动承接”，并进一步提出问题，随着城乡差距缩小，乡村是否还能“接得住”成本转嫁？黄明月和陈洁梅等同学则从积极角度认为，新时代的乡村振兴正是通过主动建设提升乡村“承载力”的过程，完善基础设施可吸引人才返乡，将挑战转化为发展机遇。潘家恩教授补充指出，“数字游民”和“半城半乡”等新业态，使乡村的生态价值成为新的比较优势，为城乡融合提供新路径。

讨论随后延伸至对工业化历史与时代精神的再思考。同学们分享了自身对毛泽东时代认知的转变过程，认识到需辩证看待那段历史，当时的许多选择是特定国际环境下的“不得已而为之”，农民群体的“牺牲”为国家工业化奠基。潘家恩教授总结强调，过度思考会陷入“左右为难”，真正的思想者需对不同方面保持批判性反思，培养复杂的辩证思维。本次讨论成功将历史经验与当代现实相连，启示大家在新时代，需探索超越单纯成本转嫁逻辑、迈向更公平可持续的城乡融合发展新模式。

本次读书会通过对《八次危机》第二章的精细研读与跨学科交流，让同学们清晰把握了中国工业化初期三次危机的生成逻辑与化解机制，深化了对“城乡二元结构”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稳定器”功能的复杂认知，并激发了关于历史经验如何启迪当下乡村振兴实践的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