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月，鱼池村教会我最重要的一课：真正的学问不在书本里，而在泥土中。
第一次入户访谈，我紧张地握着录音笔，照着精心准备的提纲提问：“请问您对农民主体性有什么理解？”
对面的婆婆茫然地看着我，然后笑了：“妹儿，你说的这个‘煮蹄腥’……是啷个煮法？我平常都是红烧。”
我和同伴对视一眼，没忍住笑出了声。那一刻我明白，我的研究生生涯，和真实的乡村之间，隔着一道厚厚的墙。而鱼池村，将成为我推倒这堵墙的地方。
九月，我以“鱼池新青年”的身份来到村里，背包里装满了资料：赋权增能理论、行动者网络分析、农民主体性文献……还有一份详尽的实习计划。我要研究村歌的社会意义，要推动村民自组织建设，要办好每一场“鱼池夜话”，还要完成我的毕业论文。
我以为，只要按计划执行，一切都会顺利。
第一场自己参与策划的活动就给了我当头一棒。“庆国庆迎中秋”活动当天，因为前期沟通不足，流程混乱，环节衔接生疏。更让我焦虑的是与村民的沟通。我听不懂浓重的方言，常常闹笑话。有次一位婆婆说“猪儿丢了”，我惊恐地问她：“您儿子多大？”她才解释是家里养的猪跑了。
我开始怀疑自己：学了这么多年社会工作，沟通技巧、访谈方法背得滚瓜烂熟，怎么到了真实场景就失灵了？
十月，在四合头社，我第一次独立负责“鱼池夜话”。提前一周，我和搭档每天下村，走访了5户人家。不是去邀请他们参加活动，而是去了解他们的生活：家里几口人，孩子在哪工作，最近农活忙不忙。
活动那晚，来了20多位村民。我们围坐在一起，没有正式的主持，就是唠家常。我坐在他们中间，听着，笑着，偶尔插句话。
活动结束回访时，一位嬢嬢拉着我的手说：“小唐，下次还来我们社办活动哈。”
那一刻，我心里有什么东西松动了。原来，建立信任不需要高深的理论，只需要真诚的时间和真实的相处。
我的论文研究需要大量访谈，但我发现，越是熟悉的村民，我越不好意思开口“占用”他们的时间。我担心他们是因为人情才配合我，而不是真正愿意。
同时，我尝试推动村民自组织建设——希望村民能自发组织活动，而不是总依赖我们这些外来者。但走访下来，大多数村民都婉拒了：“年纪大了，不想出风头”“忙农活，没时间”。
我感到挫败。我的“完美计划”在现实面前处处碰壁。
转机发生在一次普通的走访。在青杠林社，我遇到一位爱跳交谊舞的嬢嬢。她说合作社有位叔叔也会跳，但叔叔的妻子反对他们一起跳。“我们觉得没什么，但他们那代人，交谊舞是很亲密的事。”
我恍然大悟。我一直在用我的标准和价值观理解村民，却忽略了他们的时代背景、人际关系和真实顾虑。
我不再执着于“推动自组织”，而是开始关注村民真正需要什么，我也放下了对“完美访谈”的执念。有时候，最有价值的信息不是在正式访谈中获得的，而是在帮忙晒红苕时、一起走山路时聊出来的。
四个月的驻村生活，村民教给我的，远比我教给他们的多。
我学会了听重庆话，虽然还不地道，但日常交流没问题了。我学会了在村民非要塞给我橘子时，怎么得体地接受又不让他们破费。
但最重要的，是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
当我为毕业论文焦虑、为未来迷茫时，他们用最朴素的话安慰我：“妹儿，莫急，饭一口一口吃，路一步一步走。”
从这些村民身上，我看到了真正的韧性、豁达和智慧。他们也许不懂“赋权增能”的理论，但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活出了有尊严、有温度的人生。
四个月前，我带着研究者的眼光来到鱼池村，看到的是一系列“问题”和“课题”。四个月后，我看到的是一张张具体的面孔，一段段鲜活的人生，一个复杂而真实的生命共同体。
我不再简单地把村民视为“研究对象”，而是视为老师、朋友、长辈。我不再迷信书本上的理论，而是学会了在具体情境中寻找答案。
我来时，想的是“研究乡村”；我走时，明白应该“活在乡村”。
真正的乡村振兴，不是把理论强加给土地，而是让每一寸土地都长出适合自己的庄稼，让每一个人都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感谢鱼池村，让我从“象牙塔”走向“泥巴墙”，又带着满身的泥土芳香，更坚定地走向未来。
后记：
这是研究生唐艺恬在鱼池村四个月的蜕变故事。从理论到实践，从焦虑到从容，从旁观到融入——这段经历诠释了当代青年与乡村最美好的相遇：不是单方面的“给予”或“索取”，而是双向的滋养与成长。乡村需要年轻的视角和活力，年轻人也需要乡村的厚重与温度。愿更多年轻人能走进乡村，在那里，找到学问的真谛，也找到生命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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