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初到榕江，迎接我的不是想象中的严肃调研，而是当地人热情的招呼和一场即将沸腾的足球赛。作为一名社会工作专业的研究生，我带着满脑子的理论框架来到这里，准备研究“女性村书记胜任力”。没想到，最先教会我基层智慧的，不是哪位书记，而是榕江的足球、侗寨的歌声，和那些在易地搬迁社区里努力生活的老人与孩子。

01 当理论遇上“村超”的热浪

我的实习单位是村超研究院。十月，我开始独立策划“村超新视野”沙龙。主题定为“从‘网红’到‘长红’”，我想探讨村超现象背后的可持续发展。做方案时，我引用了好多学术概念，设计了复杂的讨论环节。

活动前一天，导师看了方案，只问了一句：“你打算怎么让卖卷粉的阿姐、开民宿的大哥也愿意发言？”

我愣住了。是啊，如果参与者都觉得“听不懂”，那沙龙还有什么意义？

我连夜修改，把拗口的概念换成当地人都懂的例子。活动当天，没想到现场坐满了人——有村干部、有返乡青年、有普通村民。一位卖小吃的阿姐站起来说：“我不懂什么‘长红’，但我知道，只要来看球的人多，我的卷粉就不愁卖！”

那一刻，掌声雷动。我苦心设计的理论框架，被一句最朴实的话点透了。

02 在公众号后台，看见榕江的另一面

实习还有一个重要任务：从零开始运营村超研究院的公众号。

对我来说，这完全是新领域。第一次排版，字体大小不一，图片错位；第一次剪辑视频，导出后发现字幕全挤在一起。我焦虑得睡不着，觉得自己“给研究生丢人了”。

但榕江人给了我最大的宽容。同事说：“慢慢来，我们以前也不会。”一位村书记看了我生涩的推文，还特地发消息：“小蒙老师写得很用心！”

十二月，我负责“村超解说员培训”的全流程工作。从发布招募公告，到主持开班仪式，再到组织结业考核。当第一批本土解说员拿着证书合影时，我看到他们眼里的光——那是一种被看见、被认可的骄傲。

我突然理解了宣传工作的意义：它不只是传播信息，更是搭建舞台，让每一个平凡的努力都被看见。

03 学术论文与田野调查的“拉锯战”

整个实习期，我最纠结的是如何平衡实践工作和毕业论文。

我的论文选题是“女性村书记胜任力”，需要大量深度访谈。但实习工作密集又充满变数：今天要跟活动，明天要写推文，后天要接待考察团。我常常白天忙完，晚上累得只想睡觉，文献摊开在桌上，一个字也读不进去。

十一月去贵阳参加乡村振兴培训，听到专家讲“品牌赋能”“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我既兴奋又焦虑——兴奋于接触到前沿理论，焦虑于自己的论文还停留在表层。

有段时间，我陷入严重的自我怀疑：我做这些行政、宣传的工作，和社会工作专业有什么关系？我是不是在“不务正业”？

转机发生在一个普通的下午。我跟随乡建道球队下乡考察，在乐乡村和一位女书记座谈。她讲自己如何带领村民发展乡村旅游，如何调解邻里矛盾，如何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争取项目。没有高深理论，全是具体案例。

听着听着，我笔记本上记满了故事。这些鲜活的故事，比我读过的任何文献都生动。原来，最好的论文素材不在图书馆，而在田野里，在那些被晒得黝黑的脸上，在长满老茧的手上。

04 榕江教会我的四件事

四个月很短，但榕江给我的，足够受用很久。

第一，放下“学生思维”。 在学校，问题总有标准答案；在基层，每个问题都连着具体的人、具体的事。理论是工具，不是教条。

第二，“做”比“想”更重要。 我曾因为害怕做不好而拖延，但榕江人告诉我：先做起来，在做的过程中调整。我的第一场沙龙、第一篇推文、第一个视频都不完美，但正是这些“不完美”的尝试，让我真正成长。

第三，真诚是最好的沟通。 我不懂侗话，刚开始和嬢嬢们交流要靠手势比划。但当我真心帮她们整理活动照片、认真听她们讲社区故事时，语言障碍反而成了最不重要的东西。

第四，扎根土地才能理解中国。 透过“村超”，我看到的不只是一项体育运动，而是一个县域如何通过文化自信凝聚人心、激活发展。这比任何教科书上的案例都更有说服力。

十二月末，实习即将结束。一位经常参加活动的村干部对我说：“小蒙，以后毕业了，常回榕江看看。这里也是你的家。”

我眼眶一热。四个月前，我还是个小心翼翼的研究生；四个月后，我成了榕江人口中的“自己人”。

感谢榕江，感谢“村超”，感谢每一个给过我温暖和智慧的你们。这段经历我会永远珍藏，它会提醒我：无论未来走向哪里，都要脚踩泥土，心怀热忱。

后记：

从理论到实践，从迷茫到坚定，这是社会工作研究生蒙宇虹在榕江四个月的蜕变故事。乡村振兴的道路上，需要更多这样的年轻人，带着学识和热情走进基层，在那里，他们收获的将远超想象。如果你也被“村超”精神打动，被这样的成长故事触动，欢迎分享，让更多人看到当代青年与乡村的双向奔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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