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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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0日，“数字技术、城乡融合与女性参与”学术工作坊论文研讨环节在屏南县四坪村人才驿站举行。本次工作坊由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妇女研究论丛》编辑部与西南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联合举办，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承办。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香港中文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西南大学等高校及科研机构的20余位学者齐聚一堂，围绕“数智变革中的乡村女性”与“城乡融合与女性参与”两大主题展开学术研讨。

论文研讨（一）：数智变革中的乡村女性

第一场论文研讨由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所长、《妇女研究论丛》主编郭晔主持。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叶静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性别社会学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杨可，西南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关长坤，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博士后王强分别作学术报告，围绕数字技术对农村妇女权益保障、游戏产业女性劳动者、妇女主体性激活及农村女性工作家庭角色等议题展开。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宋婧，《妇女研究论丛》副编审史凯亮先后评议。

叶静漪以《数字时代农村妇女权益法治保障面临的形势与任务》为题，从法学视角系统梳理了数字化进程对农村妇女权益保障带来的结构性变化。她指出，数字技术正在重塑农村妇女权益保障的现实基础——集体成员登记、土地确权、收益分配等事项越来越多地通过信息系统办理，身份信息直接影响农村妇女能否被识别为独立权利主体。她提出，财产权益可能由“户内遮蔽”转化为“数据遮蔽”，劳动与社会保障面临机会扩大与保障不足并存的局面，数字能力差异可能转化为程序性排斥。叶静漪呼吁以更系统的法治构建保障农村妇女全面发展的制度框架。

杨可以《窄巷转身：游戏产业女性劳动者职业生涯发展的双重困境、适应策略与技能形成代价》为题，探讨了数字经济中女性劳动者的困境。她指出，游戏产业垂类发展的逻辑与性别化的劳动体系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结构空间——女性劳动者既被要求深耕专业技能，又被锁定在难以迁移的岗位。她们面临系统性边缘化、横向网络缺失、技能积累停滞等多重困境。但杨可同时发现，女性劳动者并非被动承受者：有受访者主动从大厂出走去独立游戏公司争取劳动控制权，有人从专用技能转向通用技能以增强抗风险能力。她提出，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将让被锁定的女性面临更大不确定性，如何在承认个体策略的同时推进结构性改革，是需要留给未来的追问。

关长坤带来《群众路线如何成为持续激活妇女主体性的实践路径》，以贵州“村超”为案例，回应了“妇女主体性如何自我生长而不依赖外部资源”的核心问题。关长坤梳理了榕江村超从2023年春节一场村民自发足球赛起步，到全网话题综合浏览量超1300亿次的发展历程。在这一过程中，妇女以拉拉队、文化展演、直播带货等方式深度参与——仅2023年就有133支拉拉队、1.2万余场活动，到2024年已扩展至354支拉拉队、3万余场活动。关长坤提出群众路线通过“问计于民—回到群众—持续追问”的三轮思想动员，使妇女从“被教育、被保护的弱势群体”转变为“我是家乡的主人”的身份认同，实现了“承认触发认知重构—催生效能感—推动身份跨越”的主体生成链条。

王强以《数字技术发展如何重塑农村女性的“工作-家庭”角色》为题，以贵州铜仁万山区“AI豆计划”为案例，探讨数字技术如何重塑农村女性的工作家庭角色。他发现，数字标注员岗位使搬迁女性从“家庭照料者”转变为“数字经济参与者”，获得了工资性收入、家庭话语权和自我价值认同，但家庭内部的家务分工并未同步改变。王强将此概括为“不对称的角色积累”——工作角色增益与家庭角色滞后之间的时间差，成为工作家庭冲突的结构性根源。他指出，数字赋能存在“边界”——工作拓展与家庭调整之间存在制度性时差。

宋婧与史凯亮对四篇论文进行了深入评议。宋婧指出，四篇论文共同揭示了一个核心张力：数字技术既带来“被看见”的可能，也带来“被锁定”的风险。她认为，数字化的终点不是把跟不上的人筛除出去，而是让每一个人都能找到相应的位置。史凯亮则从编辑视角对每篇论文提出了具体修改建议，强调研究中“概念的精准性”与“经验证据的理论化”之间的平衡。

论文研讨（二）：城乡融合与女性参与

第二场论文研讨由全国妇联执委、西南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杜洁主持。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宋婧，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陈冬梅，福建农林大学乡村振兴学院硕士研究生吴玉琳，西南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硕士研究生肖瑞娜先后作学术报告，围绕民宿创业、屏南“四新”实践、外嫁女返乡与城郊女性参与空间等议题展开。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性别社会学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杨可，《妇女研究论丛》编辑綦郑潇先后评议。

宋婧以《“美丽乡村”中的民宿和女性创业》为题，以浙江海岛渔村民宿为例，探讨了乡村民宿中的女性创业。她发现，在渔村旅游业兴起过程中，民宿业由女性主导——这源于当地“男主外（出海打鱼）、女主内（经营民宿）”的特殊劳动分工传统。老一辈女性创业者从“别人扔掉不要的商机”起步，新一代返乡女性则将城市积累的知识、审美与本地资源结合，实现民宿升级。宋婧提出，女性创业者通过与政府、妇联、民宿联盟的互动，利用“情感劳动”和“认知劳动”打通体制内外资源，并重新定义了“什么是重要劳动”——学习、参政、自我提升被视为“高端劳动”，而套被单、打扫被重新归类为可外包的“配合劳动”。

陈冬梅以《“四新”并举：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交汇图景——基于福建屏南的田野观察》为题，以屏南龙潭片区为田野，提出了“四新”并举的分析框架——新主体、新业态、新关系、新价值之间的相互促进循环。她指出，乡村正处于从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从乡土中国走向城乡中国、从传统经济走向数字经济的三重转型叠加期。龙潭片区的实践表明，新主体（跨城乡流动的社会主体）进入乡村后，催生了创意农业、定制农业、客栈、咖啡、书吧、研学等新业态；新业态推动生产、生活、消费、传播空间在同一场域叠加；新关系在业缘与趣缘层面重构，形成新型熟人社会；新价值——生态价值、文化价值、情绪价值——得以显现。她特别关注了数字游民从“短期旅居”到“社区参与”的转化过程，提出了“从游到有”的概念。

吴玉琳以《情势共驱：外嫁女返乡助力乡村振兴动因研究——以福安市南岩村为例》为题，聚焦外嫁女返乡助力乡村振兴的动因。南岩村妇女志愿者团队成立于2019年，108名成员中90%以上为外嫁女。吴玉琳发现，外嫁女返乡受“情感性基础”与“结构性条件”双重驱动：数字媒介使失联的外嫁女重新建立联系，微信群成为组织动员的关键工具；传统“女主内又主外”的乡土文化为女性公共参与提供了合法性；宗祠重修等事件则为外嫁女提供了集体行动的契机。她同时指出，外嫁女参与仍面临性别刻板印象、资金依赖捐款、不敢涉足正式治理等困境。

肖瑞娜以《城郊融合型乡村“在村女性”群体三重参与空间的协同构建研究——以成都市铁牛村为例》为题，分析了城郊融合型乡村“在村女性”三重参与空间的协同构建。铁牛村常住80余位新村民，其中女性占比超70%。肖瑞娜通过“铁牛妈妈的餐厅”“小柑织”“家庭共学会”三个案例，呈现了经济参与、文化参与、公共参与三重空间的层层递进关系。她发现，女性新村民与本土女性在信任构建与资源互补中实现了“共生发展”——本土女性贡献乡土知识与烹饪技能，新村民贡献市场运营与数字传播能力。数字技术在其中扮演了“打破时空界限、重构城乡价值回路”的关键角色。

杨可、綦郑潇对四篇论文进行了点评。杨可高度肯定宋婧“从生活里生发出生产”的观察，并追问民宿产业最初为何不被男性视为“正经工作”，指出性别认知差异的挖掘空间。对于陈冬梅的“四新”框架，她建议将“新主体”作为前置分析起点。对于吴玉琳的南岩村案例，杨可追问“外嫁女回乡的条件是什么”——她们的通婚半径、经济角色、教育水平等社会肖像仍有进一步描摹的空间。綦郑潇则从编辑视角建议，各论文可进一步聚焦“数字技术”这一变量在具体案例中的作用机制，避免将“城乡融合”处理为泛化的背景。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资深教授杨善华在总结发言中，以“提升学术评价能力”和“培养时间意识”两点勉励青年学者。他指出，学术评价能力是写出好文章的前提——“你只有知道什么是好文章，才能写出好文章来”。他同时强调，发言的时间控制本身就是提炼概括能力的训练，“好的提炼概括应该给人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本次论文研讨将实地调研与学术对话紧密结合，八篇论文从法治保障、产业劳动、群众动员、工作家庭平衡、民宿创业、外嫁女返乡、城郊女性参与等多个维度，共同回应了“数字技术背景下城乡融合进程中女性的角色与能动性”这一核心议题，为性别视角与乡村建设研究的交叉融合提供了丰富的经验素材与理论思考。

（文章：刘文艳，摄影：刘文艳，审核：郭稷昕）

视觉设计：韩璐
责任编辑：刘蕾
审核：潘家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