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8日，农民日报以《潘家恩——在“象牙塔”与“泥巴墙”之间》为题，整版报道我院潘家恩教授带领师生参与乡村振兴有关事迹。报道原文如下：
“青山云雾一重重，雨廊长长似卧虹，土墙黛瓦新颜焕，柿柿如意挂朱红……”近乡情怯，潘家恩在心里哼着《云四坪》村歌，神情欢快，眼眶却有些湿润。他没有想到，十八岁时自己那么热切想要“逃离”的故乡——福建宁德，如今竟成为几乎每个月都要归来一次的地方。现在他常说，地球是圆的，走着走着就回来了……当然，不同的是，二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青葱少年已成为中年教授，作为西南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副院长与位于老家福建省宁德市的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执行院长，他热忱而执着地往返于各地城乡，在“象牙塔”和“泥巴墙”之间穿梭，这并非一时兴起，而是一种人生理想和生活方式的追寻实践，用他本人的话来说，那是在探寻“行”与“知”的诸种可能。
从小镇青年到首都大学生
十八岁前，潘家恩生活在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霍童镇，这是一个有千年历史的文化古镇。潺潺的霍童溪自西向东贯穿整个镇域，这条溪水给童年的他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
乡村景色美好，但却难掩落后的现实。所以他和许多生活在乡村的孩子一样，童年时的梦想也是离开家乡，到县城或更远的地方。但“逃离”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回来”。1999年填报高考志愿时，他一心锁定农业大学，年少的他满怀志气，希望自己将来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乡村，让越来越多的村庄建得像城市一样美好。因此，他从中国农业大学一直填到福建农林大学，高考志愿栏里80%都是农业大学。
1999年9月，他如愿带着中国农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意气风发地从家乡来到了心心念念的首都北京。在最初的兴奋之后，见惯了碧水蓝天的他面对北京的灰色天空时，不免生出些许失落。与此同时，原本以为在农业大学读书就能确保初心不改，耳边却不断听到校园里流传着“一年土，二年洋，三年忘了爹和娘”的“规律”。这些落差让他感到惶恐不安，因而入学的第一天，他就在认真思考该如何过好自己的大学生活。
他幸运地加入了成立于1993年的学校社团——中国农业大学农村发展研究会，这个学生组织以“学农、爱农、为农服务”为目标，是当时学校里最大的学生社团，这和他坚定念农业大学的初衷不谋而合。在社团里，他遇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同学，大家在一起时，总是滔滔不绝地分享着自己对于三农的理想、观察与思考。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一个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的，如果能找到团体，有了归属感后，人的整个状态就不一样了。
大二时，机缘巧合下读到邱建生自费印刷的《告语人民》，这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对晏阳初平民教育运动的采访。她从一个世界公民的角度，将中国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及其事业介绍给大家。那天，潘家恩从社团回来时已经很晚，宿舍的灯熄灭后，便拿着手电筒在被窝里看书，一口气看完该书后，一整晚都没睡着。这是他最先接触到乡村建设，从此以后，“晏阳初”这个名字就被牢牢记在心里。他为几十年前甚至更久以前中国大地上曾经有过这样一批知识分子而感动，也为他们和自己思考着同样的问题并已经付诸实践而备受鼓舞。这本书就像暗夜里的一束光，刷新了他的认知，把他带到一个前所未有的世界。与此同时，这本书也让曾经困惑与彷徨的小镇青年不再患得患失，并从那时候起种下了一颗乡村建设的种子。
也是因为社团的工作，潘家恩认识了温铁军以及后来从事乡村建设研究与实践的邱建生、刘老石、何慧丽等人。或许可以说，大学时代遇见的“一个社团”和“一本书”，冥冥之中影响着潘家恩人生道路的选择。
翟城试验：从“象牙塔”到“泥巴墙”
2003年7月19日，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在中国乡村建设发源地——河北定县翟城村成立，潘家恩跟随一批前辈老师参加了揭幕仪式。翟城村是晏阳初当年开展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的重点村，早在1904年当地士绅就已经开展村治试验。学院作为当代乡村建设的重要平台，坚持“劳动者免费就学”和社会广泛参与共建的理念，在农民合作、生态农业、生态建筑等领域进行实践、教学与研究。因为深受晏阳初先生乡建思想的影响，尽管这所依托村庄废弃中学的民间学院条件非常艰苦，没钱烧暖气，最低温度零下十几度，处于举步维艰和百废待兴的状况，但他还是毅然辞去京城工作，决定在翟城村工作并生活。
从2003年到2007年，潘家恩在这所村庄里的乡建学院主要负责农民培训、研究记录和日常接待等工作。从“走近”到“走进”，过去对农民的各种刻板印象被一件件鲜活的事情所纠正，他重新认识了农民并为农民身上的智慧与力量所触动。其中让人深省的是“布鞋和皮鞋”的故事。刚到乡村时，他带着从书本上学来的理念与农民打交道，受晏阳初先生“欲化农民，需先农民化”的感召，他总是穿着从村里买来的布鞋，以此方式接近农民。在一次外出给农民培训时，他特意穿上土布鞋，孰料到了培训现场，却发现农民学员们全穿着清一色的皮鞋……这个事件中的“错位”既让他意识到当代乡村的复杂现实、动态变化及乡村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与此同时，他也意识到必须努力挑战对三农各种不自觉的定型化偏见，“再乡土化”还需要“去精英化”，需要在时代变迁中动态把握并理解三农问题。
另外一件很让他触动的故事是“辣椒与电脑”。当时，学院在农村办了一个电脑培训班。面对键盘上密密麻麻的字母、数字和符号，每天忙于农活的农民并没有胆怯。为了节约时间，有农民把每根手指管哪些键画在手上，一边摘辣椒一边看，还有些农民找来一张纸，在上面画上键盘，以解决电脑不够的现实困难。这些办法看似笨拙却简便有效，且充满着积极向上的热情与劳动者的智慧，似乎让他感受到近百年前晏阳初所发现“中国最大的矿不是金矿银矿，而是人的脑矿！”的兴奋。这对刚走出校门，还带着很多概念与理念来“套”乡村建设的他来说，无疑上了十分生动的一课，这也深深地影响着他后来的乡建实践与研究。
在河北翟城村的三年十个月，走出“象牙塔”的潘家恩得到了历练与沉淀，让他把那颗种在心田里的乡建种子播洒在了广袤的大地上。
知识应该有用
2007年，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因不可抗力进行转型。“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这批“80后”乡建种子洒向祖国的四面八方，分别创办了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广州沃土工坊、上海乐田海湾农场等社会企业，迈出“乡建进城、市民下乡”的新路子。喜欢读书、思考和研究的潘家恩则在刘健芝和温铁军的帮助下，重新回到“象牙塔”，到香港岭南大学读书。
从河北翟城这个虽有“城”名却实为村庄的小地方，一下子来到香港这座国际大都市，他心里充满了矛盾和惶惑，看着昔日战友正在艰难地“二次创业”，自己却躲在国际大都市当“逃兵”，难道自己坚持多年的乡村建设理想，要被这座所谓“消费天堂”的大都市慢慢吞噬？刘健芝感受到了他的担心，及时提醒到：“乡建人走到哪里，都应该把那里当作乡建的空间，都应该有本事把那里当作乡建的场域。”恩师语重心长的话点醒了他，他开始思考乡村建设的多种可能，同时也把眼界打开，用全球性的视野看待乡村，进一步思考城市与乡村、理论与实践、全球与在地的关系。
在香港读书期间，他学的是文化研究。在经历了不会粤语和“理工男”文科转型的不安与焦灼之后，他决心好好珍惜难得的学习时间与香港这个全球化空间，好好梳理过去三年多在村里的实践、尴尬与困惑。于是他尽最大可能地让每门课的课程作业都与乡建有关，以键盘为新农具，让论文写作也成了新的乡村建设实践。多元包容的岭南大学文化研究不仅接纳这种“另类”知识生产，还通过给高分的形式鼓励这些带有泥土气息行动持续下去。正是这些来自实践的鲜活经验以及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方法，让他深刻意识到，乡村建设不应只是微观上的实践或个案，只有将其充分脉络化，并置身于中国现代化进程及全球资本主义扩张的背景之下，并以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在内的整体性视野为依托，才能更好地理解其独特内涵。
他的博士论文以叙述乡建之上的理解乡建为目标，就像后记《不是辩护的理解》所说的，尝试“跳出乡建看乡建”，以整体性视野将乡村建设、现代化进程及中国经验相结合，并用“另一种历史书写”的方式，将隐藏在字里行间和文本背后的人和事“现身”，在动力和张力的同步呈现中突破乡建研究常见的“好人好事”“就事论事”与“成败论英雄”。
就这样，他在距离福建老家和河北翟城村都很遥远的香港也找到了努力方向，他要在“泥巴墙”和“象牙塔”之间建立起一种连接，让那些感觉离家园越来越远的人们找到“回嵌乡土”的路径与可能。
乡建学术化 学术乡建化
2011年底，即将博士毕业的潘家恩问自己干嘛去？十几年前暗夜里的那束光越来越明亮，他清楚自己的内心是要继续做乡村建设。温铁军正好从重庆北碚区到香港开会，告诉他北碚曾经汇聚了民国乡建几位代表性人物，卢作孚、梁漱溟、晏阳初和陶行知都曾在那里开展乡村建设实验，可谓百年乡建的“集大成之地”。听到这样的信息，潘家恩非常兴奋，元旦刚过就和温铁军去了一趟北碚，被“乡建四杰聚北碚”所震撼，很快就决定扎根重庆。一方面，入职刚创立的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另一方面，参与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的恢复筹建工作，该学院可追溯自晏阳初先生于1940年在北碚创办的“私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希望可以让百年乡建薪火相传。
如果说五年香港学习，让他对乡建与学术的关系有了新的认知，那么十年重庆岁月，则让他对教学研究与乡建实践的打通有了一定的信心。一方面，他通过“乡建学术化”，希望对更多成功或失败的实践经验进行总结提升，让乡村建设成为可以讨论和借鉴的内容，而不只是实践者的自说自话和埋头赶路；另一方面，通过“学术乡建化”，推动更多学者打破学科壁垒，走出象牙之塔，在乡村发现中国，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同时让学术对现实实践产生更大的解释力和指导作用，将相关知识转化成村民听得懂、愿意听和对实践有帮助的语言。
作为教师，在重庆大学他大胆进行教学方面的尝试，开设了与乡村建设有关的课程，引导学生关注当下发生的社会现实，力图推动文化研究的本土化与实践化，让广义的乡村建设与文化研究相遇。比如，在《乡村与现代》这门课上，针对近年返乡书写热，他组织学生展开“从返乡书写到书写返乡”的系列讨论；关注“新工人”与自媒体，指导硕士生研究“新工人文艺”和“李子柒现象”；关注重庆“棒棒”群体，组织学生观看何苦导演的纪录片《最后的棒棒》并展开讨论；指导博士生把当代乡村建设二十年来的微观实践转化为博士论文……他鼓励学生打破学科与专业边界，用更为开放的视野面对乡村，同时引导不同学科的学生重新认识脚下的土地，思考故乡的变化和参与的可能性。
作为学者，如何让乡村建设和文化研究的跨学科视野进行更好地结合一直是他思考的问题。到北碚后，他系统收集历史上与乡村建设有关的图文资料，同时对张謇、梁漱溟、卢作孚、晏阳初、陶行知等先贤后人进行抢救性口述访谈。2018年，他和温铁军教授联合主编的《中国乡村建设百年图录》正式出版并取得积极反响，得到《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近代史研究》的积极评价与推介，并获得重庆市“五个一工程奖”。在此基础上，他还策划组织“乡村振兴的历史先声——中国乡村建设百年探索展”，为的是讲好乡村振兴的中国故事。
2020年，写作长达十余年的《回嵌乡土——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乡村建设》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突破传统叙述框架，以“实践者—研究者”为视角，利用研究者长期参与当代乡村建设一线实践的独特经历，以整体性视野打破历史与当代实践在时空与叙述上的割裂，将20世纪不同阶段的乡村建设实践及现代化、全球化等宏观背景结合起来，重新梳理乡村建设的逻辑起点与百年脉络，系统展现不同时期各种形式乡村建设的整体面貌，并对其背景脉络、经验机制、困难张力等进行分析与反思。该书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被认为是一部扎根中国大地、有温度和有深度的原创性著作。著名学者钱理群在近万字长序中认为该书“是我期待近20年的回应和知音”“为20世纪中国经验的总结打开了一条新路，至少是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清华大学特聘教授赵月枝则认为其是一部用非凡的脚力、眼力、脑力和笔力写成的新时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里程碑式创新力作。
为了更专注地推动乡村建设，2022年，潘家恩离开了工作十年的重庆大学，到西南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担任副院长并主持日常工作。他常用卢作孚先生的“学校不是培育学生，而是教学生如何去培育社会”这句话来勉励并提醒自己，他多方呼吁，希望在北碚创建百年乡村建设陈列馆，以活化传承历史乡建留下的宝贵遗产，和中国人民大学周立教授联合发起“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调研与对话”系列活动，并连续两年举办“全国乡村振兴硕博研习营”，尽可能地传播乡村建设理念，激发更多的人热爱乡村、关注乡村。
归乡路上，且行且知且歌唱
2020年，潘家恩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和美国霍普斯金大学访学邀请，同时因为疫情，国际关系也发生着很大变化。一次偶然机会，他回到家乡福建宁德市的屏南县调研，被那里的创新实践与担当作为的地方政府所感动。到底是出国还是返乡？反复考虑后，他选择了后者，决定在家乡创建“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他奔波于重庆与福建，将屏南“弱鸟先飞”的古村复兴经验进行多种角度的总结与经验传播，指出要素回流是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的核心，而城乡转型、生态转型与数字转型这三大变化则是当前乡村振兴的历史机遇。
选择归乡，但并非只参与家乡的乡村建设，在他眼里“日久他乡是故乡”，大地上那些坚韧无闻的小山村，那些他曾踏足过的山山水水，某种意义上，都是他的故乡，或者说都是他抵达故乡的途径。当乡村建设从民间探索成为国家战略，他希望“乡建主流化，主流乡建化”。他行走在各地乡村，像一根韧性且有活力的丝线，将那些与乡村有关的散落珠子巧妙地串连起来。2022年2月，在他的促成下，西南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武隆培训基地挂牌，该基地以为乡村振兴搭建人才蓄水池和招才引智为目的。基地成立后，他又牵线“爱故乡·村歌计划”团队抵达武隆区后坪乡文凤村，用村民集体参与创作村歌的方式促进乡村文化振兴，激发并培育村庄内生动力。
重庆巴南区鱼池村“购米包地”现场，他是认领一亩田的“田主”；长寿区“慢城之歌”的创作现场，他以观察员身份共唱村歌；武隆区举办“唱支村歌给党听”活动，他和村民手拉手一起上台歌唱……在朋友和学生眼里，他是一个温和且有力量的人，坚定地行走着，在把学问真正做到大地上的同时，还以其独有的魅力影响着更多人加入乡村建设和爱故乡队伍。
行走在大地上，望着青翠的山峦与潺潺的流水，他会情不自禁哼起“走在路上，这么多年，历经世事多变迁；稻麦飘香，我心飞扬，耕耘天地间……一山一水常思之，一粥一饭何敢忘。心之所系，命之所在，就是故乡。”这首《爱故乡之歌》或许是对他二十多年来穿梭在“象牙塔”与“泥巴墙”之间的最好诠释，那轻快的旋律与深情的呼喊，则是这一路走来的生动写照。潘家恩常说“乡建总相见”，不知道接下来的行走中，他会把乡村建设的种子散播到何处，又会用丝线将乡村建设中的哪些珠子有效串连起来？我们期待着……
扩展阅读：《农民日报》报道；
潘家恩：1981年生于福建宁德市，西南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副院长、教授，兼任福建省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执行院长、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重庆市梁漱溟研究会副会长。自2001年参与当代中国乡村建设运动至今二十余年，先后在Cultural Studies、《开放时代》《人民日报》等刊物发表中英文章6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等多个项目，联合主编国家“十三五”重点图书《中国乡村建设百年图录》，著有《回嵌乡土——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乡村建设》等书。
潘家恩部分作品封面
在“中国乡村建设百年探索展”上讲解
在福建屏南县四坪村插秧
向梁漱溟长子梁培宽先生介绍《中国乡村建设百年图录》
